人的身体，如果仅从纯粹的物质层面来看，实在是微不足道。通常也就一百多斤，撑死了三四百斤，最多我想也不会超过五百斤吧。量上无惊人之处，质上也不过如此：百分之七十左右是一点也不稀罕的水；所含的钙质，可供粉刷个把鸡舍、猪圈的；人体的微量元素，也就是加工几枚钉子的量；还有磷什么的，也许做盒火柴尚绰绰有余。但就是这点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东西集结点化成生命之后，有了灵与肉的纠缠、冲突、分裂、沟通与交融，生命与文明之光的奇迹开始出现。古往今来的仁人志士，大多超越了肉体凡胎，杀身成仁，舍生取义，割肉贸鸽，舍身饲虎，舍得一身剐，敢把皇帝拉下马，凡此种种，不一而足，壮怀激烈，荡气回肠。 当然，历史上也不乏摇身一变或是卖身投靠之类的勾当与劣迹。如此说来，我们早已没有纯净、纯粹的肉身，身体早已不再仅仅是身体。加缪曾说：身体……是我的家乡。克尔凯郭尔也曾意味深长地说：请给我一个身体。身体的文化含量高出了我们的想象。单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头发，就不可小觑。头发是附于身体的一种耐人寻味的东西。黑格尔认为头发是人体最具有植物性的地方。美国人罗宾?布莱耶尔曾著有专论《头发的历史》，他说自己一直都为头发着迷。人的尸骨可以烂得无影无踪，人的头发却可以永世长存。造物在人的头发上显得那么别有深意。人在进化过程中蜕去了动物的尾巴与皮毛，可为什么要留下头发？是为了大脑的防晒，是为了审美的修饰，还是为了暗示一种秘而不宣的神性？原始初民视发如命，小心呵护。僧尼的剃度，作为宗教意义上的新生、再生仪式也极为庄重。明末清初，更是闹到“留头不留发 # 留发不留头”的地步。
让我们将目光转向美国。同样在二战末期，一种文化研究形式开始在美国崛起。精英知识分子提出了这样一种命题，即认为美国之所以能成为第一个世界霸权，部分源自美国文化所表达的一系列独特的——但却普世通用的——价值观和信仰。他们所谓的文化是指美国艺术和文学中最精妙的部分。而工人阶级出身的学者则将“文化”的定义涵盖范围扩展到所有的美国艺术、文学和媒体。为给这种扩展辩护，这些学者借用了博厄斯（Franz Boas, 1948）对于文化的定义。博厄斯在数十年前创立了美国文化人类学。同威廉姆斯一样，博厄斯将文化定义为一整套生活方式。博厄斯对非工业社会的观察深受这一定义的影响，使其依据理想主义总体性的框架来阐释这些社会，这种总体性认为每一个行为、每一件人工制品都能体现核心价值。在最近25年间，欢庆式的文化研究沿着两条线索发展。第一条使用文本和细读的隐喻。进行这种研究的学者假设，任何文化产品都能被当作书本一样阅读。然而，身为学者的他们拥有特殊的读写能力，这使得他们能够进行细读并且辨别出那些普通读者不易察觉的含义。
至此，哲学观念从形式上仍被定义为有关一种无限任务3、即theoria（理论）4的观念。这种无限的理论生活的历史，在其努力与失败中被混同于单纯的自我实现。它能从一种发生性的描述中获得价值吗？那贯串于欧洲哲学所有阶段的“先验动机”（motif transcendental）的历史，能够最终为我们照亮先验主体性的发生吗？然而，这种历史设定了一种向后返回的可能性，一种重新找回那些如此这般的原先在场者的原初意义的可能性。它意味着一种先验“回问”（régression, Rückfrage）的可能性，这种“回问”穿过对意识而言是可理解的、透明的历史；这种历史的积淀可能会被拆除，然后又原样恢复。这种不可穿透性使得任何历史哲学，极而言之，任何历史真理都成为不可能。积淀的事实性透明与否，这一点胡塞尔并不关心。但是，只要人们能够追问，那么任何已往人们、任何意识行为和任何意识生产的意向意义和先验意义，都应该能够被本原地理解。“正如我们在此要提出的，几何学的起源问题……不是文献学的、历史的表面问题，它不是要查明那些实际上（wirklich）提出纯粹几何学的命题、证明、理论的事实上(faktisch)最早的几何学家们，它也不是要查明它们*发现的特定命题。
